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领导的新政正在次第展开中，但不久便相继发生了石介伪书案、公用钱案、进奏院案、尹洙欺隐官钱案、阿张嫁资案，导致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与韩琦、宰相杜衍以及支持新政的欧阳修、蔡襄等人一个个离开朝廷。随着他们的离朝，庆历新政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庆历新政会这么虎头蛇尾？我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作过简单分析——

宋王朝实行的是一套非常注重“分权与制衡”、同时又具有明显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体制，用宋朝第二位君主太宗皇帝即位诏书的用语来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分权与制衡”。而台谏与政府相制相维，构成了宋朝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看到，庆历年间，台谏官对于行政官、执政官的一举一动，可谓虎视眈眈，行政官、执政官行事稍出差池，立即就全遭受台谏官的弹劾。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为什么被贬谪？都是因为犯错而受到台谏官不依不饶的追劾。范仲淹、富弼、韩琦为什么被罢去执政职务？理由亦是受台谏官弹劾。

显然，这样一套体制，有利于守成，却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受掣肘。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 ，为什么要先置立一个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又为什么要设法引支持变法的新人进入台谏。

而在庆历年间，即便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一博，但制度终究会让他们束手束脚。更何况，仁宗并不是一名具有杀伐决断魄力的雄主，相反，他优柔寡断，虽然亲擢范仲淹、富弼等生力军执政，想要“干一票大的”，然而，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时，他又动摇了。庆历新政草草而终，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四人被逐出执政团队，即意味着新政完全失败。事实上，范、富诸人离朝之后，他们推行的新政举措并没有全部被废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废止了，但一部分还继续执行，还有一部分获得进一步的完善 。但是，君臣“颇务兴作”的气象却是消失了，连富弼与韩琦在“阅历岁月，经涉忧患”之后，也深信“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 ，成为后来熙宁变法的反对派。

我们也不认为，庆历新政的一部分举措半途而废，完全是因为受到章得象、贾昌朝等保守派的阻挠。章得象确实对新政不以为然，当范仲淹等人“颇务兴作”之时，而身为首的章得象却“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有人问他：“富、韩勇于事为何如？”章得象说：“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但一部分新政举措之所以被废止，却是因为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问题，遭受到多人反对。

让我举一个例子，按范仲淹的“择官长”之法，朝廷逐路派出按察官，巡视一路吏治，可是，这些奉命出巡的按察官却“掎摭微累，不辨虚实，一例论奏，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尔，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 。这段话，可不是保守派的诬蔑之词，而是来自庆历四年八月监察御史包拯的奏章。

有意思的是，被目为反对新政之保守派的章得象也在庆历五年四月罢相，罢相的原因是监察御史里行孙抗弹劾他身为首相，却“无所建明”，如今韩琦等人“皆去，得象居位自若” ，恬不知耻。按宋朝惯例，宰相若受台谏官弹劾，应当辞职待罪，等候君主的裁决，君主或采纳台谏的意见，批准宰相辞职，重组政府；或驳回台谏之议，挽留宰相。如果挽留宰相，则发起弹劾的台谏官往往会提出辞职。这一惯例有点像近代议会政治中，若议会对政府投出不信任票，那么，为了重新建立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信任，要么更换政府，要么重选议会。章得象受御史弹劾，亦按惯例，连上十疏，请罢相职。仁宗不得已，批准了章得象的辞职。

历经庆历新政激起的纷扰之后，人近中年的仁宗对于吵吵嚷嚷的朝堂，似乎又有些意兴阑珊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正因为庆历新政的无疾而终，才需要后来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发起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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