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落地，许多家庭选择养育两个孩子，育幼的压力随之增加，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也快速上升。但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目前能提供系统照护服务的机构数量不足，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明显短板。应当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社会育儿服务需求大

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亟须补上

“2015年5月我生老大时，父母从老家来北京帮忙，没感觉带孩子有多难。2016年12月生了二宝以后，全家都觉得同时带俩娃力不从心。”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晶说。

上班的父母照顾婴幼儿的时间普遍有限。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同时，各省份的生育奖励假从30天至3个月不等。“现实中，很多职业女性会为了事业发展主动放弃部分产假，尽快回到职场打拼，我有一位同事生完二胎一个多月就回来上班了。”李晶说。另外，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里，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少，李晶说：“我和孩子爸爸工作都比较忙，他出差更多，指望不上他带娃。”

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母亲上班后，剩下两年多的时间里，小孩谁来带是个难题。“社会育儿服务已成为家庭的一项基本需要。由于机构育幼服务供给不足，沉重的育儿照护重任影响着女性的职业发展，隔代养育则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巨大的付出为代价。”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说。

为了带好娃，李晶在家里组建了一支带娃小分队——她的父母和育儿嫂，但问题也不少。“我总觉得挺亏欠父母的，两位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为了我舍弃自己的自在生活。有时我听到他们和老家朋友们电话聊天，能感觉到他们很累。毕竟都上了年纪，带娃很辛苦。”李晶说。

照护孩子，老人累，育儿嫂贵，还不一定能满足家庭的照护需求。记者从中介机构了解到，北京育儿嫂每月工资依据学历和工作经验从5000元到15000元不等。大部分育儿嫂的学历是高中，经中介公司短期培训后就上岗。学历较高、有一定育儿工作经验的高端育儿嫂工资通常要1万元以上。李晶说：“0—3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期，我希望孩子在这个时期能得到更有质量的照顾。大部分育儿嫂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能力达不到我的期望。”

因此，李晶希望寻找一些专业的托育服务机构，让孩子得到系统化的专业照护。但经过了解后发现，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婴幼儿照护机构无证、无照、无资质，优劣难以分辨。

高小玫认为，育幼问题关系国家的未来。具备明显外部性和公共属性的育幼服务迫切需要政策扶持。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亟须补上。

开办托育机构不容易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对选址标准等硬件条件制定更合理的标准

“找不到靠谱的托育机构，我就自己办了一个！”北京乐美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园长范扬说，2017年自己开办幼儿日托中心的初衷非常简单：“当时儿子半岁，我一直找不到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专业日托。我读研究生期间学过教育学，一直想在教育领域做点什么，办婴幼儿日托一方面为儿子考虑，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机遇。”但开园以来，范扬却经历了不少困难。

目前，国家层面对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的建设没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市场上的机构往往良莠不齐。2017年3月，范扬去办理营业执照时，经营范围都没有婴幼儿托育这一项，最后只好以教育科技公司的名义注册。

没有行业标准，就自己摸索。范扬参照《幼儿园管理条例》做了起来。“我让员工到慈铭等专业体检机构体检，聘请的教师不仅要看有没有相关资格认可、保障专业水平，还在试用期考察他们是否真的爱孩子，确保温馨有爱的氛围。”

开园后，乐美贝婴幼儿日托中心接收的最小的孩子只有6个月。“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照护0—3岁的婴幼儿与3—6岁的孩子非常不一样，1岁3个月以下的孩子必须有专人一对一照护，1岁3个月到2岁3个月可以一对二或者一对三，2岁3个月以上可以一对四。而在幼儿园，一位老师可以照护十几个3岁以上小朋友。”范扬说，“照护3岁以下的孩子，老师要付出更多的心思、体力，既要专业，又要耐心。”

2018年4月，上海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被称为“1+2”文件。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出要“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某城市要求托育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360平方米，光这一项就会将很多社会力量挤出市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寸土寸金，要达到这样的选址标准，实在是难上加难。能否把硬件条件再放宽一点？”范扬希望相关政策能更接地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高小玫认为，强调政府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满足多样化需求，就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对选址标准等硬件条件制定更合理的标准。

育幼机构盼政策支持

希望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相关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当前3岁前的托育服务有需求缺供给，即便有些早教等机构能提供短时间的托育服务，但质量往往难以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菊华认为，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是突出问题。

杨菊华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符合现阶段发展特征且灵活的托育服务准入机制、机构建设规范和运营管理标准，让进入该行业者在开办托育服务时有章可循。此外，还要出台托育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规范流程、托育服务人员准入条件、保育教育指南等系统性规范，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走上规范化发展轨道。

高小玫认为，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增加优质供给，不仅要补托育服务短板，更应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从制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谋划，这样财政支持等配套措施才能跟上。

鼓励社会力量投身婴幼儿照护服务需要更多政策扶持。“公共政策应平等对待各类托育机构，符合要求即可获得如场地、政策补贴等支持，让社会机构各展所长，营造健康的托育服务生态，加快发展民办公助、企业自办、社区托育、邻里帮托等不同类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高小玫说。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得知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都可以抵扣个税时特开心，但仔细一看发现，子女教育只覆盖3岁以上的孩子，并不适用我家1岁的宝宝。其实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的经济压力就很大。”辽宁沈阳市民吴雅静说。

为减少家庭育儿负担，高小玫建议，从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入手，逐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育幼服务体系，研究家庭育儿个税抵扣、隔代养育财政补贴等综合政策支持。

此外，农村育幼期待更多政策倾斜。我国农村有大量0—3岁的孩子，数量比城市还多，但他们的父母多离家打工，孩子得不到陪伴。

杨菊华说：“让所有婴幼儿都能接受良好的呵护是托育服务业的努力方向。应当形成政府、家庭、市场、社会多主体服务的体系，统筹多个服务主体协同发展，相关政策应适度向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