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以身许国卫空天

图为顾诵芬院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供图)

　　□　本报记者 陈磊

　　头发花白，精神矍铄，一副眼镜平添几分儒雅，平和微笑又多几分亲近。这是今年87岁的两院院士顾诵芬先生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12月17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此时，距离今年5月5日我国首架大飞机在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飞仅过去7个月。鲜为人知的是，顾诵芬正是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顾诵芬院士的名字，和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国产大飞机等众多里程碑紧密相连。

　　曾经的热血少年，而今已许国数十载，在他的心里，“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的理想从未远去。

　　侵华日军炸弹炸出航空报国梦

　　何以令他以身许国呢？

　　“最直接的，还是日本人的炸弹。”顾诵芬院士在回答《法制日报》记者提问时说，“7岁时的经历，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进攻华北。

　　据顾诵芬回忆：“当年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我们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当时的小学课本上写着5月9日是国耻日，小小年纪的他就感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挨欺负”。

　　自此，顾诵芬立志投身航空事业，保卫祖国。

　　1930年2月，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国学大家、书法大家、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诵芬的名字是父辈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所着《文赋》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1935年，顾廷龙赴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全家迁居北平，住在燕京大学附近，顾诵芬在燕京大学附小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济盛邀共同创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全家迁居上海。1940年，顾诵芬10岁，他的叔叔给他买了一个杆式机身航模作为生日礼物，让他如获至宝。父亲见他很喜欢航模，就带他到上海一家航模店买了一架舱身型飞机模型。

　　航模放飞时会撞坏，顾诵芬就自己找材料修理，修好后的航模再飞冲天，令他欣喜异常，“更促使我对搞飞机有兴趣”。

　　1947年，17岁的顾诵芬中学毕业，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均被录取。

　　母亲不愿意他离家太远，最终他就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教育，为顾诵芬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打下了基本功。

　　从一张白纸进入自主研制纪元

　　1951年，21岁的顾诵芬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组建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他离别父母亲，北上沈阳。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飞机设计专家徐舜寿、黄志千等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航空工业处于初创时期，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但飞机的设计始终掌握在苏方手中。顾诵芬所做的工作，就是给飞机零部件画图，再跟苏方图纸核对。

　　“干这个事儿，我不太有兴趣，我的兴趣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顾诵芬回忆，“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

　　但彼时的中国，没有设计飞机的机构，飞机设计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建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开创了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发动机的历史。时年26岁的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

　　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确定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经上级批准，飞机定名“歼教1”。确定歼教1气动布局和相关参数的任务，落在了顾诵芬的肩头。

　　飞机设计的难点，是空气动力设计，而难点中的难点，是发动机进气道设计。“发动机两侧进气怎么设计？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进气道怎么设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顾诵芬坦承。

　　面对种种困难，顾诵芬把所能搜集到的苏联、欧美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全部信息加以消化、梳理、汇总，最终形成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一套方法。

　　为解决两侧进气的难题，他从沈阳回北京查资料，听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相关文献，就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去查阅、抄录。那时，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路还没有修好，晚上也没有路灯，一下雨泥泞难走，但他就这样不顾危险摸黑跑了一个星期。

　　如今面对采访记者，顾诵芬回忆此事时已是云淡风轻。

　　经过全体研究人员的努力，1958年7月26日，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使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了自主研制的新纪元。

　　舍命研发首架高空高速歼击机

　　1969年7月5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实现首飞，结束了中国不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历史。

　　时间回溯至1964年10月，经上级批准，我国将自行设计高空高速歼击机，后定名为歼8。时年34岁的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黄志千(1965年5月出国考察时因飞机失事牺牲)。

　　经过科研人员全力攻关，一年以后，一架双发、机头进气的木质歼8样机被设计和制造出来。

　　1966年之后，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身处其中的顾诵芬也于1968年被送进了“学习班”，但包括他在内的广大科研人员、工人，不计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安危，坚守岗位。

　　最终，顾诵芬主持完成了歼8的研制。

　　1969年7月5日，歼8实现首飞，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但在接下来的试飞实验中，歼8出现了强烈的跨声速振动，致使无法超声速飞行。其后几年间，技术人员多方求解，但一直没有答案。

　　在这期间，后来成为歼8首席试飞员的鹿鸣东说了一句令顾诵芬感动的名言——“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为彻底解决问题，1977年，已经担任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的顾诵芬，决定采用“土办法”：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其中的危险显而易见：要获得观察结果，两架飞机必须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间距在5米左右甚至更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时年47岁的顾诵芬决心已下。他先取得鹿鸣东的支持，然后又说服领导，再由航空部和空军司令部批准，瞒着妻子，乘飞机上天观察并拍摄歼8的飞行流线谱。经过3次上天，他最终查清原因并解决了这一重大技术问题。

　　1985年11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名单上，顾诵芬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顾诵芬以一种淡泊、宁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诙谐的话：“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歼8系列飞机成为我国国土防空作战的主力战斗机种。

　　歼8研制成功后，有关部门要求适应新形势对歼8进行全面技术改装，这就是歼8Ⅱ。

　　1981年5月18日，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邹家华宣布了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型飞机型号总设计师的命令。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1988年3月，歼8Ⅱ设计定型。2000年，歼8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为发展大飞机提出战略建议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首架机首飞成功。鲜为人知的是，顾诵芬正是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开始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继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下一步的发展。

　　1991年，顾诵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成为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他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组织开展与俄罗斯专家合作研究远景飞机，为中国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2001年2月，他与王大珩、师昌绪等院士多次商谈后，召开以《21世纪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

　　2001年6月，他与王大珩、师昌绪倡导成立了由16名院士(其中5名两院院士)和9名资深研究人员组成的我国大型运输机发展战略咨询课题组。

　　我国发展大飞机的进程在2006年获得突破。当年7月的一个周末，顾诵芬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参加一个大飞机高层会议，他就我国发展大飞机谈了自己的想法。

　　接着，按照国务院意见，我国开始了大飞机专家论证，19名专家组成论证委员会，顾诵芬是3名主持者之一。

　　2007年2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国家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建议的核心内容。

　　10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首架机在上海首飞成功。

　　建言献策参与制定多部法律

　　1993年3月，顾诵芬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前，他已经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主席团会议上，顾诵芬就国务院组织机构改革方案作了发言。

　　他谈到，由于航空工业的某些特殊性，不宜将原来带有政府性质的航空工业部转制为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航空工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需要协调全国各行业资源，如改为完全市场化的企业，有可能难以完成任务。

　　顾诵芬的意见得到了几位主席团成员的赞同，主持会议的乔石委员长请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对顾诵芬的意见作了解释和答复。

　　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顾诵芬当选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24年后，顾诵芬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对教科文卫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非常重要，当年也是费了很大劲儿，比如依法保障国家财政对科研经费的投入比例，“争议很久”。

　　最终，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规定，国家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1998年3月，顾诵芬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2000年9月，顾诵芬带领工作人员赴甘肃调研，调研成果反映在以调研小组名义完成的《关于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指出了当时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此外，梳理资料可以发现，顾诵芬担任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多部法律，比如劳动法、国家赔偿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土地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不管干什么事情首先想到国家

　　顾诵芬院士在回顾经历时说：“这一生我没有虚度，干了一些事儿，有点自我安慰。”

　　他还说：“我自己的体会，不管干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国家，千万不能把个人名利放在首位。”

　　他的同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师元光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顾诵芬强调一定要多读书，“在飞机设计室的时候，甚至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

　　曾经一腔热血的才华青年，如今已满头白发。经历过战乱的顾诵芬提醒说，“要让青年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历史决不能忘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师元光认为，正是他的祖辈、父辈，包括王同愈、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具有的强烈国家使命感和家国情怀，感染了顾诵芬，让他的身上同样流淌着救民族于危亡的血液。

　　采访结束时，记者拿出一本书请顾诵芬院士题字，他接过书，先是平整地摊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笔，一笔一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父亲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