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复旦副教授梁永安：年轻人要敢做“不怕失败的堂·吉诃德”

　　本文图片均来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不久前，一篇演讲视频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演讲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开场甩出的六个问题，个个戳中当代青年心肺，立马成了网上热闹的论辩话题：

“未来爱情会面临的六大难关：我们敢不敢和A女比翼齐飞？能不能克服爱情中的肌无力？还相不相信一见钟情？你会不会杀死回家的浪子？堕落是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别处？”他用真实而单纯的语言，去描述现代社会最为复杂且多样化的爱情认定——

“爱情最根本的，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稍稍做了些功课，发现梁永安专攻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着作、译作不少，且在复旦学生中人气相当高，被称为“复旦中文系的智慧”。对他，学生的评价是，“孩子般的纯洁、干净，机智、博爱、谦逊，尊严而不显疏离，深刻却不犀利，抱着深切的关怀，洞察着现实与人的深刻本质”。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课给师兄发短信，“过于激动，复旦满足并且超出了我对大学的所有期待”，梁教授开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读”，场面向来极震撼，提早半小时到场都没有空位，后排黑压压站了一片，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思想冲击”，“梁师魅力无敌”。

一个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何以会对青年最关切的问题情有独钟？一位50后大叔，何以总能戳中90后小屁孩的痛点？

这显然是一位不仅仅囿于书斋的有趣学者。于是，在上海最热的那天，我带着笔记本坐到了梁教授对面。梁永安教授问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谈方式，自带乐观的光芒。两小时谈下来，深知学生之叹不虚，而笔者所能撷录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说说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吗？您是怎样与文学结缘的？

梁永安：小时候，我在军队院校里长大，看书条件不错。读了很多红色经典，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中国的《红日》、《红岩》、《红旗谱》。那个时代的文学，贯穿着一种红色美学，核心部分和革命、阶级、国家民族这些关键词相联。当时也能阅读到一些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它们则从个体价值、人道主义出发，构成与革命文学不一样的精神空间，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初中时，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随手投给《云南日报》。没想到，几天后校长带着报社的人找到我，原来人家要审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袭，以准备刊登。从此老师开始觉得我是可以写东西的。老师不让学生上课看闲书，却指着我说，“梁永安例外”，当时非常自豪。

后来，我在云南高黎贡山做了整整两年的插队知青，大长见识。我发现老乡做饭，有个秘密原料。当地树上的蚂蚁窝很多，老乡把一窝蚂蚁整个割下来，再把蚂蚁敲出来，用大纱布裹住使劲挤，蚂蚁肚里酸水就出来了，这就是当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这东西了。但后来得知，这种蚁酸营养高，能抗瘴气、湿毒，防止生病——你看，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乡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边的芒合——一个傣族村寨，刚到那天，老乡们赶了六头牛来帮我们搬行李。寨子里大多是文盲。但我们从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所以我们精神上的姿态特别低。我们四个男生住在一户农家院儿的偏房，茅草顶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觉得苦，拿几个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劳动就是割稻，弯着腰，很吃力。然后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绳把稻谷垒高，捆起来，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块，一层层垛上去。垛子越来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劳动虽然辛苦，但对人的锻炼很大。

　　高黎贡山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录取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现当代文学为专业？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传来的全国新闻联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兴奋。我自信一定能考上，毕竟一直没断过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干了两年多电工。我太盼望有个文学人生，就读了中文系，至于选择当代文学为专业，说起来也很偶然。本科时我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准备考王运熙先生的研究生。但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研究生招生也要听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的学校很少，于是我毕业的那一级停招，只好转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了。

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们

人物工作室：当时的复旦大学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梁永安：复旦的文化与学术分量非常重。当时，中文系的朱东润、郭绍虞、张世禄等老先生都在，他们从小受国学熏陶，学养厚重，很有文化气势，人又谦虚，真是儒风拂面。有次请北大的王力先生来讲课，在第一教学楼三楼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话：“你们复旦门槛很高啊，进来很不容易啊！来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我的语言学启蒙老师，就是张世禄先生，看了他的书，我才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那么着名的学者却这么谦逊，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结束不久，老先生的价值一下子都释放出来，到第一线上课，把终生积累全都拿出来，倾囊相授，给我们这些本科生极大的精神恩惠。

　　王力先生

朱东润先生

比如朱东润先生。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厚实，说话沉稳大气。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去英国留过学，历经沧桑。我当时在中文系学生会，负责宣传，有一些活动要请朱先生，他都很热情。还有郭绍虞先生，学术大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请他给中文系书法展写题头，师母说郭先生身体不好，没力气。但郭先生说这个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写。我过了四五天去取字，师母说，郭先生握那么大的笔写不动，后来在笔尾装了一个环，用线挂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写出来的。我听了特别震撼。我去拜访王运熙先生时，看到他的书房挂着一幅字“饮河轩”，我一看就很敬佩，这取自《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自己学问很少，非常谦虚。 外系的一些老先生也让人印象深刻。像哲学系的严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篮桥监狱关了好几年。但他到了监狱也不闲着，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严先生上课不带讲义，肚子里装着 2600 多首和禅宗有关的古诗，上课讲到哪儿就写一首，一个字也不会错。我特别佩服这些老先生，一辈子价值就在求知和治学，人很纯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学统，我们复旦才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种世俗诱惑的“无用”之心。我大约就属于比较“无用”的人。

　　梁永安的专着

笔者与梁教授

未来30年，将是人的现代化的30年

人物工作室：您一直从事比较文化研究，这对您看待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启发？

梁永安： 我以前深受王元化、施蛰存那一代学者影响，他们觉得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原原本本地把西方原典翻译过来，强调多吸收外来的东西、减少摸索的过程。这固然很重要，但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有些走偏了，过于重视欧美、尤其是美国。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容易形成“单向思维”。 我们关于“现代”的概念，就囿于美国。为什么中国的那么多城市都一个样？这绝不只是规划部门的事，也是因为中国人心中所能想象的“城市”，只是伦敦纽约那样的，想象不出充满生态文明的那种城市。我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信心，关键是如何对待将来的30年？未来30年，我们还有3亿农民工要进城。此前2、8亿农民工进城，都是在城市工地上搬砖头、拌沙子，做体力劳动，从经济学角度看，是被“资源化”了——进城的只是劳动力，乡土文化、家族文化、传统文化没有融进城市，某种意义上是被切掉了。文化是有脉络的，柬埔寨修一条20公里的路，都想着要考虑雨蛙迁徙的路线，否则宁愿不要效率和高楼大厦，他们重视的是“生命的整体感”。一个文明体系，就像一片山水树林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力。城市化不能把周边的文化生态链切断。

人物工作室：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关注，在您看来，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哪个方面是关键点？

梁永安：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现代性”发育为什么会这么难？这是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不接受荒诞。现在的世界不是农业社会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经验主义总结，有时候出发点和落点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变革的时代，不是形式逻辑所能左右的，否则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世界的逻辑已经充满了悖论，不像一个农民挖地，只要不偷懒就能收获。

还有，中国人在感受方式上不太接受悲剧。中国社会一直都称赞成功者，缺乏悲剧意识，不敢接受一个失败的人。如尼采所言，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其实，悲剧的意义可能更深刻，可以证明生命的复杂和生存意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悲剧，再看历史、看时代，我们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2000年，诺贝尔文学院曾经邀请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位作家，推选“1000年”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结果《堂?吉诃德》以绝对优势荣登榜首，让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直至卡夫卡等文学大师的鸿篇巨制黯然失色。这个结果乍听让人惊诧，仔细想来，很有道理。那个瘦骨嶙峋的游侠骑士，以十分荒诞甚至悲剧的行为，挑战了人类精神层面的第一大难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一个老人，已经没有多少力量的老人，一辈子读骑士书，面对世界还敢飞蛾扑火地冲上去。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一辈子向往一个东西，但一辈子都不敢付诸行动？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勇敢的探索者和挑战者。美国3亿人口中大学生超过半数 ，中国有13亿7000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仅12%，基本上还是初中生为主体的国家。但我们的青年有近5亿，一千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敢于挑战的堂?吉诃德，就不得了。头雁出来后就会形成阵势，就会有人跟随。

面对现代化，中国还需要向前进发30年，这将是“人的建设”的30年，需要特别广的实验性。希望中国的青年一代不要过于现实和世俗，要敢于探索、不怕失败。

“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

人物工作室：您是不一个不满足于书斋的人，经常在国内外游走，有的人觉得您“喜欢玩儿”。在您看来，在当代，“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关系有什么新变化吗？

梁永安：我有一个理念：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变迁的时代。一个人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多去深入历史现场，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重要。过去的人把四书五经读好，再辅以行万里路，像顾炎武那样，就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思想体系。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全球化的背景，另一方面还有我们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全面改变。

一个人一定要有时代感，要关注当下处在什么历史阶段，社会处于什么精神状态，所做的事情应该跟这个时代有所呼应。如果想做一个文化健全的人，你就要与社会生活有尽可能多的连接，多到文化变化的现场去，才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细节。所以我很重视文化人要“走出去”，国内国外都要去。生活的土地是一本更大的书，要倾尽全力去读。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积累的一切生产化，把它写出来，通过图文甚至视频表达出来。

因为有这份心愿，这些年，我不大去名山大川，总是到文化变迁比较大的地方去摄影和写作，新疆、云南跑了很多次。在日本的三年教学工作中，我跑了很多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现场，想理一理日本近代以来的变化过程。今年夏天，我又到当年知青时代去过的村寨，走访了十多个村落，与傣族、傈僳族、回族、汉族、德昂族乡民聊天拉家常，说实话，有种很吃惊的感觉，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超乎想象。因此，我打算做一个项目，“多民族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从三代人的不同生活看我们四十年来的变迁，从老百姓的生存细微中看时代巨变。

这些年游历中，我形成了一个观点：中国四十年以来的变化不能仅仅用“文化变革”来概括，而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明变迁”。

人物工作室的话：

访谈之后，忽觉梁教授身上，有三点或是他的魅力之源——赤子之心、博学之士以及“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赤子之心——他仿佛就是一个用最为真挚的眼神打量世界的孩子。在很多文章与演讲中，他都提倡“用自身的热度让世界更加丰富”、“用一颗真诚的心爱这个世界。”很多学生就是喜欢他孩子般的纯洁、干净。一个作家，常常游走在最冷漠的旁观和最热情的参与之间，在过程中，依旧保持着赤子之心，十分可贵。

博学之士——那些站在听完他几个小时课程的学生，原以为站着听课很苦，但是，“他一开口，竟仿佛时间从此不再存在，宇宙就是一个讲台，每个人的思维都凝聚于一点”。在两个小时采访中，我也领略到他的博学。我个人对于东罗马帝国较感兴趣，教授得知，立即侃侃而谈，他对东罗马的了解十分深入，谈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申到伊斯兰文化对中西方交流的影响，都很有见地。难怪有学生说，“每听一次梁老师讲座，就更加觉得完全无法摸到这个人的深度和广度”。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是复旦大学的民间校训。何为“无用”？庄子点破了这层意思：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为之为，是为大为。梁教授向我们演绎了什么是“自由而无用”，思想自由，淡泊名利，敢于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小王子》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漂亮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如此有着“有趣的灵魂”的梁教授，自然让学生欲罢不能。（原题为《梁永安：年轻人要敢做“不怕失败的堂·吉诃德”》，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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