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改革的光照进教育的影

　　杨海

　　每年两会，教育都是热门议题。今年两会第一天，教育部部长就被请上“部长通道”，回答关于中小学生减负和校外培训行业治理的提问。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相比国家治理的宏大命题，孩子如何学习和成长的问题更实在，也更迫切。对教育部门来说，让每一个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就是“最大的政治”。

　　中小学是一个人的人格、责任感和科学精神的重要养成阶段。“减负”是为了让学生除了应付考试，留出更多时间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回归教育的本质。

　　早在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就作出规定，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但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小升初考试、中考和高考，课外时间成了学生赶超竞争对手的最大资源。需求催生市场，课外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只是谁也想不到，根据中国教育学会的计算，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相当于同年的全国铁路总投资额。

　　课外培训机构发展到今天，问题已不在于多，而在于乱。虚假宣传、漫天要价，与公立学校入学挂钩等现象频繁出现在报道里。重庆一栋10层小楼里有12家各类“名师”辅导班。一位家长“三万月薪也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抱怨流传甚广。有关中小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如此热烈，这里有家长们对校外培训市场又爱又恨的无奈，也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对教育问题的焦虑。

　　2月28日，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四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强化应试”“超纲教学”等6类突出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新政力度之大，堪称“史上最严”。

　　一方面，对于校外培训机构需要有比一般商业组织更严格的监管。教育产品天然带有公共属性。如果将校外培训交由市场力量支配，趋利的市场必然会提供差异性服务。不同收入群体享受到不同档次的“教育”，只会加深“知识鸿沟”的扩大，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层。很多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都非常严格，除了设置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甚至连培训机构的广告也会严格审查。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也要顺应市场规律，使其优胜劣汰，提高服务质量。公立教育机构也可以从市场中学习，研究更广泛、更先进的教学形式和方法。人们在校外培训市场寻求的正是学校里无法提供的内容，政府不妨借此思考，为什么家长一边大声抱怨公立学校的班级人数超过35人，一边却付钱让孩子去上百人规模的辅导班。

　　国外把校外培训称为“影子教育”，它伴随主流教育系统的存在而存在，就像滋生在“影子”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研究证明，当学校教学质量好的时候，处于“影子”中的校外培训机构就会偃旗息鼓，但当学校表现欠佳的时候，校外培训机构就会异常活跃。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的10年，也是优质教育资源快速集中的10年。“超级中学”垄断所在区域内的优质师资，在升学率上拥有绝对话语权。想要在这些“超级中学”或者“名小学”，甚至“名幼儿园”拥有一个座位，就要比别人更优秀。竞争从高考提前到幼儿园入学，从考察父母，到要求英语、乐器，不一而足。

　　政府一方面严禁中小学升学和各类校外机构培训结果挂钩，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和看起来无限的入学需求的矛盾。最后的结果是，优质学校变着花样设置门槛，培训机构提供对应服务。

　　在这场变革中，家长就像只无头苍蝇，被市场上繁芜丛杂的“培优班”闪花了眼，最后只能求贵求全，和孩子一同陷入重压之下。

　　家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小学教育被当作是精英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的预备，而不是一生成长的基础。这种功利的教育观念与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契合，也与单一的升学评价体系有关。孩子在跑道上没有回头路，教育也成了一次性产品。家长们清楚，除了在学校，在其他任何地方学来的知识和技能都换不来“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成就。目前的校外培训机构，大都还是在强化功利的升学道路，名义上是校外的，实则仍在强化学校为单一的“学习”场所。

　　为校外培训热降虚火，教育部门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如何做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打破“唯考试”论，让人们在学校之外也有学习、发展的机会，正考验着教育改革者们的智慧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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